人才任用上的“尊贤”与“使能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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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下之治，由得贤也；天下不治，由失贤也。”（《河南程氏文集·上仁宗皇帝书》）这话的意思浅显得很，可谓是“卑之无甚高论”，可是若要真正操作起来，则不免眼高手低，居大不易。有的人放在某个位置上，无疑是顶呱呱一把好手，战略谋划高瞻远瞩，战术运作滴水不漏；可一旦挪动到另一个岗位，却难免是老虎爬树———干瞪眼了，事事失机，处处碰壁，非出尽洋相、闹足笑话不可。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时代的马谡。此公作为一名高级参谋，真是一块难得的材料，他那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”的战略建言，让统帅诸葛亮找到了平定南中叛乱的正确途径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战略大后方的稳定巩固问题。可是，同是这位马谡，作为一方军事主将，他大考的成绩却只能打零分。街亭一战，他拘泥兵法教条，以卵击石，结果让老谋深算、韬略过人的曹魏大将张郃杀得丢盔弃甲、一败涂地，一手葬送了诸葛亮好不容易才操持起来的第一次北伐之举。马谡的经历，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：人才乃是“专才”而已，绝非“全才”，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，人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，关键在于定位准确，任用恰宜，否则必定是事与愿违，越帮越忙。 对人才性质上的这种差异性，古人早已有所察觉，于是乎便有了“因人授任”的用人思路，“因事设官，量能授职”，即根据人才的具体条件，授予相当的职务，达成特定的目标：“夫大将受任，必先料人。知其材力之勇怯，艺能之粗精，所使人各当其分。”（《武经总要》前集卷一） 至于中国古代“因人授任”观念最形象最贴切的表述，笔者认为当推儒家“亚圣”孟子“尊贤使能”的理论。在孟子看来，人才形形色色，千奇百怪，但归根到底可以分为两大类：一类是道德情操特别优秀，素孚清望，堪为楷模，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，权略机变相对逊色的“贤者”；另一类是道德品质也许尚有瑕疵，声誉名望或许不那么让人仰慕，可办事能力出色超众，韬略权谋老练娴熟的“能者”。前者乃是大旗，是招牌，治国安邦不可或缺；但后者是得心应手的工具，是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，治国安邦也须臾难离。因此，对这些“贤者”和“能者”，统治者都要倚重，都要任用，犹如车之两轮，鸟之双翼，共生而互补，并存而互用，庶几才合于中国哲学“同则不济，和实生物”的要旨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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